台北市議員李建昌[內湖、南港]

「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站在雞蛋這方」這一句話正流行於台北政壇，是引自於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在2009年在接受以色列政府頒發「耶路撤冷文學獎」的得獎感言。小說家藉此闡述自己的文學觀，也對當時以色列政府對迦薩走廊巴勒斯坦人民發動猛烈炮火攻擊的嚴正抗議。雞蛋象徵個人，高牆則譬喻為人所創造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體制(system)。

此次「2010世界公民人權高峰會」主辦單位邀請本人發表人權相關議題，個人身為台灣首都城市的市議員，代表市民監督政府種種的施政作為，或許可以由一個觀察者的角度，剖析政府此一體制在運作過程中，何以會發生人為故意的作為或不經意的錯誤，如何對人權產生壓迫、剝削、漠視等等情況；原本理應為人民創造提昇權利福祉的機構，最後卻變成侵害人權的罪惡根源。

在將近十六年的問政生涯裡，我接觸到許多底層民眾個人權利受到侵害的遭遇：一位母親痛訴女兒被性侵後，由於警察機關處理延宕，導致加害者得以遁逃國外；一位地主，私人土地被政府機關劃設公園用地供眾人使用，卻未依法徵收長達三十年，財產權嚴重受限；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受到家暴的三歲女童送到公立醫院，醫師卻以無病床為由拒絕看診，孩子輾轉送到 二百公里 外的私人醫院，最後因延遲救治而死亡。

即便是聲稱以“善意”為出發的政策作為，亦有可能集體性地造成人民的權利剝奪：政府規劃不當的自行車專用道，反而讓使用者陷入安全的恐懼中；創設照顧失智者的社福機構，卻無足夠的經費、人力，甚至一點熱情維繫患者的健康不使惡化；即便是一些大型的公共投資，表面似乎有助於特定族群的權益，亦無損其他人的權利，例如2009年台北市政府花費200億舉辦的聽障奧運會，但公務預算的運用方向可能排擠了對弱勢族群社會福利的支出，嘉年華式的活動事實上也無助於聽障人士的權利地位的提昇。

由此我們可知政府這個體制的運行，仍然隱藏許多個別發生，不為人所知人權侵害人權的情事。我想這與其他談論人權的主題有所相異的是：體制相對於個人而言，具有難以與匹敵的巨大能量，讓個人權利受侵害時，產生對比強烈的無助感；體制對人權產生侵害時，同時佔據論述理性上的正當性，這種正當性源自不當的法規或法規遭到行政單位刻意的扭曲誤用。由於政治的設計，體制有著先天設計及人為操作時的偏差(bias)，無法一視同仁地回應不同政治主張的人民訴求；體制更普遍性地對人權產生侵害的根源在於官僚系統的疏失、怠惰與漠然－特別是公務人員面對人民龐大複雜的權利訴求，早已失去以個體觀點處理問題的同理與彈性。

台灣民主政治實施多年以來，迄今仍有些人認為：民意機關的監督，對行政單位是否無謂的牽制，干擾；代議士與技術官僚因專業程度的差距，充斥著無效率的溝通與誤解。台灣亦有官員因強烈地排拒民意監督，卻被媒體輿論視為有魄力的政務官。

對於此一看法，本人認為在民主政體下，民意監督非但不能是樣板性，形式主義式地存在，也不是執政與在野政黨作不同政治立場的對抗；民意監督的價值意義，除了矯正體制的偏差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個人和體制得以抗衡的溝通平台，提供權利受害者抒發，並得以獲慰藉的場所。因此我堅信：人權的伸張，最終仍得透過人與人之的個別互動得以完備。

最後，容我再引用村上春樹在同一場合的發言，作為本文的結語：

「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民進黨蔡英文主席宣示要提出十年政綱，被部份黨內人士指為「好高鶩遠」。然而政綱是政黨的政治理念、施政願景的具體化。此時討論十年政綱，正是對馬政府團隊執政欠缺理念，施政準備不足的最佳對照。

馬總統從競選時擺出「我們準備好了」的自信姿態，上台之際人民對「馬上好」熱情期待，如今眾人才發現馬團隊從二代健保、司法改革、稅制變革、黨產處理皆延宕無所作為，連內閣團隊也人心向背，瀕臨崩解。

筆者以民意代表身份曾與馬英九市長互動長達八年，馬總統今日國政之不彰與昔日市政之敗績皆有相同的軌跡可循：馬團隊在八八水災的危機反應和SARS期間市府無力處理和平醫院交互感染如出一轍；馬總統將ECFA作為振興經濟唯一偏方，讓人想起他力主市醫整併卻導致現今聯合醫院一蹶不振，令人憂心；其他諸如聽奧、花博皆是其任內決定花鉅額公帑，讓市民自我感覺良好的“類固醇型政策”，卻無助於民生經濟。

馬施政的被人民看破手腳，雖然讓民進黨支持者士氣一振。但五都選舉表態者眾，只見參選者為民調拉抬知名度，卻不見能對政局提出合乎人民期待的願景。民進黨若將五都勝選的寄託在對手的施政失利上，就會再次犯下馬團隊施政不利的盲點，更看不清民意趨向。

台灣民眾在綠藍紛擾的政局中，雖然已體驗到光靠口號與人格形象的領導者不足以治國，但是民進黨想讓大多數民眾確信再一次的政黨輪替可以讓台灣脫離現在的泥沼，必須敏銳捕捉人民難以清楚言說的政治需求，並率先化為語言、形成願景。對此，筆者認為目前最關鍵的政治議題就是受薪中產階級無法擺脫經濟地位、社會階級、文化資本及子女教育資源加速向下，惡化的處境。在他們眼中，政府是慣於以偏袒的產業政策、降稅、大而無當的公共建設取悅大企業大財團，然而執政者眼中自以為刺激經濟，活絡資金，創造就業這些“德政”，實際上卻造成受薪中產階級貧富差距加劇，實質所得降低，勞工權益朝不保夕的處境中。現今政商資本制度下，各階層民眾緊密地被嵌入成龐雜體制下的微小元件，失去任何對抗體制的工具，手中僅剩四年有效一次的選票，口裡盡是對無能執政者的怨嘆不滿。

民進黨必須認清要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持，就必須對佔全體國民百分之八十受薪中產階級心中騷亂的憤怒有所感應，就市政範圍內，提出環境生態、文化教育、產業發展、社會福利令人耳目一新的規劃，並採取前瞻性作為執行。要重返執政之路，黨除了提名人選，整體選舉策略考量之外，黨必須重新對扁政府執政時期是非功過作總清算，總盤點。當初提出有利國家整體利益的政策（例如二代健保）應清楚向人民說明，堅持立場；政策模糊不清之處（例如兩岸政策）則應重新釐清確認；錯誤及不可行之政策則勇於承擔，改弦易轍。如此，才能讓人民接受革新向上民進黨，支持我們所提出的國家願景走向。

除了提出國家新的願景方向外，民進黨還要有具體能夠執行政策的人才。扁政府下台之後，智庫角色功能未見彰顯，雖對馬政府現行政策仍能據理提出有力針砭，但缺乏積極、建設性，吻合未來潮流的前瞻規劃；前政務官也應殫盡心智，就過去的執政經驗進行傳承。黨必須積極整合智庫、前執政團隊以及目前執政縣市的資源，有計劃地為未來的重新執政作好人才培育的準備。全黨應以馬政府違背人民需求，倒行逆施的政策為引以為鑑，也引以為戒；讓人民的選票不只是對施政不滿的洩憤工具，要變成能夠具體地獲得改變人民福祉的利器。因此，十年政綱的提出，不但有助於黨內凝聚共識，讓社會大眾重新定位民進黨，更能國民黨保守，悖逆人心的施政產生警愓作用。